江棋生撰写（维权网协助）

目录

前言

一、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

二、六四后的人权灾难：大抓捕、大清查

三、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3、天安门母亲群体现状

四、六四良心犯

1、当局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2、出狱后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3、出狱后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4、至今仍在狱中的六四良心犯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六、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之改变

结语

参考资料

附件

一。部分六四死难者基本情况和天安门母亲名单

二。部分六四伤残者名册

三。北京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单

四、湖南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册

五、其它省份部分六四良心犯名单

六、1989年被当局处决的六四“暴徒”名单

七、尚在北京地区狱中服刑的六四良心犯

前言

发生在20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中国政府下令进行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当代史上不容回避和抹杀不了的重大事件。

六四大屠杀和随后进行的大抓捕、大清查，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六四受害者，他们是：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难者、身中枪弹的六四伤残者、六四死难者和重殘者家属、被判刑或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在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20周年之际，为了有助于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恢复历史真相、重建历史记忆、寻求历史公正，本报告将对六四受害者当年的蒙难和 20年来的艰辛历程给出一个基本的描述，对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对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提出相应的建言。

一、六四大屠杀：官方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

1989年4月15日到6月3日，爆发于首都北京、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和理性施压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波澜壮阔的争自由、要民主的运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民众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集会游行示威权，提出了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制订《新闻法》和《官员财产申报法》、要求军队国家化、及反腐败反官倒等基本诉求。这些基本诉求鲜明地体现了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的中国民众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求，对人类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首肯和认同。

面对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拒绝政治民主化变革的中国官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事件。

在血腥的六三之夜和六四黎明，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在北京的大马路上和小胡同里，向学生和民众开火，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淹于无尽的血泊之中。

6月3日晚9点多钟，罪恶的枪声在复兴路永定路口响起，北京农民、年仅22岁的郭某应声倒地，中弹身亡。10点多钟，航天部二院工人宋晓明在五棵松路口大腿中弹，送301医院抢救无效于6月4日凌晨死亡。差不多同一时间，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厂技工李振英在301医院北门口前胸中弹，一小时后死于 301医院。稍后，待业青年轧爱国在公主坟附近头部中弹，很快死于301医院。

在军队大开杀戒的木樨地，年仅17岁的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胸部饮弹，喋血长街；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袁力咽部中弹，鲜血染透衣裤；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研郝致京左胸中弹，不幸遇难；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吴向东颈部中弹，不治身亡；北京市五十七中高三学生叶伟航身中三弹，惨遭杀害；军队离休干部杜东旭的妻子马承芬右下腹中弹，血流如注，气绝身亡。

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9岁的吕鹏胸部中弹，当场死亡。在民族宫附近，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被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在西单，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毕业生张瑾于6月4日凌晨零点10分头部中弹，命丧黄泉。在六部口，待业青年赵龙左胸连中三枪，倒地身亡。在南长街南口，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头部中弹，因戒严部队不准救护队抢救而夭亡。

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大学双学位应届毕业生程仁兴于国旗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往医院未能及时救治而身亡；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被戒严部队枪杀；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87级本科生李浩成在广场东南角身中两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而亡。

在东长安街公安部前，中国国际贸促会职员杨明湖腹部饮弹，于6月6日亡于同仁医院。在东长安街正义路口，中国体育报编辑部电脑室职员杨燕声腹部中弹，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6月3日子夜刚过，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张志强在西单附近右腿中弹，被人送往宣武医院进行清创手术。之后到1991年，前后共接受了五次手术。张志强说：“至今，我的大腿还带着钢板，右脚没有知觉，无力，不能蹲，不能跑，不能跳，走路时一不小心就摔倒，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6月4日凌晨1点多，北京市城建六公司油工齐志勇在西绒线胡同被冲锋枪子弹击中双腿，随后被人相继送到市第二医院、市急救中心和宣武医院，于早晨5点多钟接受手术，保住了生命。1989年6月13日和7月16日，齐的左腿进行了两次高位截肢。从6月3日夜到6月4日，仅在张志强、齐志勇就医的宣武医院一家，就收治了 273名六四伤残者。

6月4日早晨6点多，一辆疯狂的坦克在六部口将北京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方政的双腿碾压，导致他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厘米处截肢。正是这同一辆发疯的坦克，将北京钢铁学院博士生林仁富、北京钢铁学院管理系85级本科生田道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86 级本科生董晓军和王培文活活碾压至死；并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碾伤，将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生王宽宝的骨盆碾碎，将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的右臂碾碎，将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女学生的一条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并没有止于6月4日。6月5日凌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学校门外突遭坦克机枪扫射，身中两弹，很快死去。6 月5日早上6点40分左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彭军在朝阳区东大桥附近身中两弹，送朝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6月5日上午，北京某厂31岁女职工下夜班，在五棵松附近被装甲车活活撞死。

6月6日深夜，复兴门外大街南礼士路路口，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身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后背斜穿胸部，于6月7日凌晨4点左右死于儿童医院；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杨子平胸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华北物资站职工王争胜中弹后被送往复兴医院，6月7日晨停止呼吸；杨子平的哥哥杨子明左腿连中两弹，送复兴医院做第一次手术，同年10月在北大医院做第二次手术，落下终身残疾。王争胜的哥哥王争强腹部中弹，送复兴医院抢救保住了生命。

时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的蒋彦永医生在他的“为六四正名”的信中披露，从6月3日夜到6月4日，他所在医院共收治了89位伤员，其中7人不治身亡。六四死难者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1999年1月19日提交的证词中说：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的名单，但没有赵龙的名字。在天安门母亲于 2008年2月制作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死亡医院示意图”上，她们标出了上述140位死难者中的4位：奚桂如、石岩、曹振平和苏欣，其余136位死难者家属尚有待寻访。六四死难者袁力的父母在“回眸六四20周年”一文中说：为了寻找袁力尸体，找遍了北京43家医院太平间，半个月间亲眼所见尸体达450 具以上。在八宝山向袁力遗体告别时，见到满满一卡车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尸体，老远就臭气熏天，可见医院太平间外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1989年6月4日，北京红十字会经初步统计披露的死者数字，为2600人左右。而六四伤残者的数字，相信当是这个数字的8至10倍。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李丹用英语向全世界报导了戒严部队屠杀民众的暴行。她说：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装甲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装甲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轧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地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1989年6月4日上午，当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在接受英国BBC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这样的血腥屠杀过去的任何反动政府都没有干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杀过那么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甚至连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见证人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枪杀；还看见女学生的眼睛被子弹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脸；学生并非在抵抗，他们只是手挽着手地企图挡住军队的推进，但是士兵就用机枪胡乱扫射。学生走开的时候，军队还从后面追着向他们开枪。

“这些解放军是邓小平和杨尚昆的个人军队。这些人和人民解放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军人也是一些无辜的人。责任应由为首的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来担负。他们犯下的罪行，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犯罪作为，永远载中国的史册。

“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者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

二、六四后的人权灾难：大抓捕、大清查

在六四大屠杀之前，当局已经诱捕了鲍彤、曹思源、何维凌等人。

在六四大屠杀数天之后，当局开始在北京和全国范围内，对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和反对六四镇压的民众实施大抓捕。

到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已抓获“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468人。

6月12日，公安部向全国公安系统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同一天，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转发“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励之、李淑娴通缉令”。

6月13日、14日，公安部分别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和“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6月24日，公安部发出搜捕严家其、包遵信、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的通缉令。

截止6月20日，北京市共抓获“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831名；到6月30日，累计抓获1103名。

截止6月30日，辽宁省共抓获“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338人；陕西省拘捕“非法组织成员”41人，“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203人；上海市拘捕了 273名“各类动乱分子”；黑龙江省抓获176名；山西省拘捕了218名；内蒙古抓了98名；四川省拘捕了781名；湖南省拘捕了506人；湖北省抓了 216名；江苏省拘了113人；安徽省抓了38人。

根据6月30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在六四事件后全国性的大抓捕中，“共取缔各种非法组织515个”：“718名非法组织头头到各地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拘捕各类非法组织成员及打砸抢烧分子4386名”。

在大抓捕所造成的恐怖气氛中，当局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展开了大清查运动，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说清楚”会议，还要每个人交一份书面报告，交待自己在50多天里的所作所为。报告通不过，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1989年9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规定重新登记的范围是：一、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市辖机关的党员。二、省、自治区、直辖市认定的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的机关和大专院校的党员。三、在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中，由市委认定的有清查、清理任务的单位的党员。当局通过这场“清党”运动，搞党员人人过关，并对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进行惩处。

三、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

在六四大屠杀中，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所杀害，他们是付出最大牺牲的六四受害者。而血腥的六四屠刀在残杀和残害无辜生灵的同时，也将死难者家属和重殘者家属瞬间推入了黑暗和凄苦的无底深渊。20年来，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重殘者一直处于痛苦和悲愤的煎熬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慢慢站立起来，互慰互帮互助，逐步走上了见证屠杀，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之路。公元2000年，这一群体被外界命名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1989年6月5日中午，当丁子霖获知儿子蒋捷连的死讯时，她悲痛欲绝，无以为生。6月14日，当张先玲终于见到儿子王楠的遗体时，她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6月5日，周淑庄在邮电医院太平间见到了儿子段昌隆，她的心一下子冰透了，全身血管好像凝固了，浑身上下麻木了。6月24日袁力遗体告别仪式上，过度悲伤的母亲李雪文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6月4日下午5点多，徐珏在复兴医院发疯似地扑向儿子吴向东的遗体，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来了！6月3日晚，当罪恶的子弹夺去站在身旁的老伴马承芬的生命时，杜东旭“真如五雷轰顶，痛苦万分”，“ 若不是子女和亲朋的劝说”，他都不想活下去了。6月7日，当北大化学系88级本科生孙辉的死讯传到宁夏石嘴山市家中时，母亲痛不欲生，头发一夜之间全白。 6月11日，吴定富和老伴在邮电医院见到浑身是血、惨不忍睹的儿子吴国锋遗体时，两人当场昏了过去！7月5日上午，当“最残酷的现实终于水落石出”，父亲郝义传在复兴医院见到儿子郝致京的遗体时，一直饱受煎熬的他，精神几乎崩溃！母亲祝枝弟在7月12日告别仪式上，一见到儿子遗体就疯狂地扑过去了！7月6 日，当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硕士生周德平的遗体终于在同仁医院被找到、身在湖北天门农村的父母和姐姐随后接到凶讯时，全家人锥心裂骨，哭得死去活来……

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张志强的伤残，不仅使自己的身心时时遭受痛苦的折磨，也使他的妻子“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 ”。齐志勇做左腿截肢手术时，医院要他的母亲签字。他母亲哭着说：“我不签字，我生他时，好胳膊好腿，我小时候见过小日本、国民党，也见过八路军。我儿子让解放军开枪打了，要截肢！不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在六四10周年前夕，方政在自己的亲笔证词中写道：伤愈后，由于久坐轮椅，腰背处有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间歇性抽痛，让人非常难受。这一切，给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六四大屠杀20年来，六四死难者家属和重殘者家属一直承受着永远无法平复的刻骨铭心之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陈来顺母亲张树森只要提起六四，她的心就揪在了一起。20年来，她“天天想、夜夜思，每天都在心痛，不只是流泪呀！我想要我的儿子回家，可我找谁要我的儿子呀？！”北京邮电学院硕士生李德志的父亲李显远“整整二十年没有睡好一晚上觉，常常梦中惊醒”。他说：“在梦中经常能看见儿子，让我感到非常自慰，因为这是白天得不到的快乐，所以我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有白天，天天是黑夜，这样我就随时可以和儿子见面，见面的时间长一些，梦永远不要醒来。我恨地球的白天转得太慢，恨夜晚转得太快。难道真的地球与我过不去吗？”六四遇难者、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工人杜光学的母亲葛桂荣说：“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儿子。20年来，我没有停止一天对他的思念；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思念之情就越发强烈。”六四遇难者、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职员苏欣的母亲高捷不久前写道：“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我整日以泪洗面，不思茶饭，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度过了炼狱般的失去女儿的 20年。”六四遇难者、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助理工程师罗维的母亲邵秋风已年近九十，她写下的“一个母亲永远的痛——怀念儿子罗维”令人动容，催人泪下。母亲泣诉道：“他这一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悲哀，留给我们永远的撕心裂肺般的悲伤。二十年呀！罗维的影子永远伴随着我。”六四遇难者、清华大学硕士生周德平的姐姐周小姣在2008年11月30日写道：“每当放寒暑假看到别人的孩子回家时，我父母思念得想去死。”周小姣说，2007年阴历七月十二，她父亲突然得了重病再也不能说话，只是流泪和做手势，把亲人和乡亲们的手握得紧紧的。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28天，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是因共同的深重苦难和共同的悲惨命运而形成的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慢慢从痛苦和悲哀中站立起来，从最初的自然联络到展开寻访和进行人道救助，到打破沉默拒绝谎言说出真相，再到达致基本共识和形成基本诉求，一步一步走上了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之路。

1989年8月，北京依然处于戒严状态，当局的大抓捕、大清查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个月的月底，丁子霖给王楠父母打去电话，取得联系。9月初的一天，王楠父母——王范地、张先玲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号楼43号，看望蒋捷连的双亲丁子霖、蒋培坤。这是六四难属之间第一次相互结识，相互告慰，相互勉励。

1990年6月4日后的一天，张先玲带给丁子霖一张小纸条，那是张从万安公墓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纸条上写着：“ 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很快，丁子霖根据字条上留下的姓名和地址，给那位遗孀去了信。几天后，丁子霖收到了回信。再过些时候，六四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到人民大学和丁子霖、蒋培坤相见了。

1991年清明节前夕，丁子霖、张先玲接受香港《新报》记者张洁凤的采访。这是六四死难者母亲第一次通过境外传媒公开说出六四大屠杀真相和她们儿子遇难的情况。

1991年5月15日，经慎重考虑，丁子霖在家中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赵爱素的电视录像采访。6月3日，丁子霖接受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的采访。6月4日，香港《新报》刊登丁子霖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吁》等文。6月5日，香港《当代》月刊刊出丁、蒋提供的三篇文章并配发相关照片。

丁子霖的“说真话”打破了后极权社会的潜规则，当局下手惩罚了：1992年1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定：暂停丁子霖的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1992年5月26日，丁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召开大会，给予丁“党内除名”处分。此后，丁子霖把寻访和救助六四难属、六四伤残者的活动当做了自己的主要社会活动。

1993年6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邀请丁子霖出席，但邀请信和机票被中国当局扣压。6月17日，丁子霖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公布了第一份共16位死难者的名册。接着，六四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6月 20日，《美国之音》记者孙承和蒋培坤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于第二天播出了蒋的见解。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领导就蒋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事找蒋培坤；10月26日，哲学系领导口头向蒋宣读了处分决定：一、免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二、暂停招收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

1994年6月1日，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了名为《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名单》的英文小册子，里面公布了一份列有96位六四死难者和49位六四伤残者的名单。8月，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日本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10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中文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

1995年5月26日，27位六四难属首次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

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联署公开信的27位难属是：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刘梅花、黄金平、马雪芹、刘秀臣、张树森、张艳秋、田淑玲、贾福泉、周燕、周淑珍、袁淑敏、朱玉仙、沈桂芳、杜东旭、冯友祥、孟淑珍、郭丽英、陆马生、尤维洁、韩淑香、尹敏、孟淑英。

1995年8月18日到9月30日，当局以所谓“监视居住”的名义将丁子霖、蒋培坤秘密关押于无锡市西郊一家“招待所”中，目的是阻止丁子霖返回北京和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外国代表接触，及摸清丁子霖接受海外捐款的情况，以便切断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惩罚性地作出让丁子霖提前4 年退休的决定。1996年3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又作出了让蒋培坤提前4年退休的决定。

1998年2月2日，56位六四难属致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要求撤销李鹏的人民代表资格。公开信指出：“1989年6月4 日政府对学生、民众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对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者，均不宜再当选为新一届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和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认为，现任总理李鹏对六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我们特敦请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1998年9月28日，由蒋培坤执笔起草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表。丁子霖在《纽约时报》记者问及《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与捷克的《七七宪章》有何异同时说：我们在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七七宪章》的经验，可以说出发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公民权利，都是一种自由表达活动。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宣言更带有启蒙的性质，因为中国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传统。

1998年10月8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冻结旅德中国留学生总数为11620马克的六四人道捐款。51位六四难属向当局发出抗议书。抗议书说：“几年来，世界各地给我们的人道帮助，虽然也曾受到官方的种种干扰和阻挠，但终究没有发生过明目张胆劫持款项的事件。这次却由安全机构白底黑字下令冻结，并且是在中国政府刚刚签署有关人权公约之后，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行径，不仅令人作呕，也是自取其辱！”张先玲、李雪文、苏冰娴、周淑庄等八位难属代表，排除种种障碍，前往国家安全部给时任部长的许永跃递交抗议书。

1999年2月18日，大年初三晚上7点，23位六四难属在丁子霖家中第一次为六四死难者举行集体祭奠仪式，美国 CNN记者对整个仪式进行了现场拍摄。同日，组成了有20位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参加的六四受难者对话团。4月，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栏目制成“六四光碟”，里面是八位六四难属的采访录音，她们是：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叶伟航的母亲尹敏、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和宋秀玲、孙辉的父母孙承康和于清、张向红的哥哥张立明、杨燕声的遗孀黄金平和王志英的遗孀张艳秋。

1999年5月中旬，108位六四难属和伤残者勇敢行使自己的权利，联名控告六四元凶之一、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的李鹏。5月17日，控告人委托张先玲和苏冰娴前往地处北河沿大街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递起诉状，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89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为支持上述指控，27位难属和伤残者提供了书面证词及60多幅死难者生前和遇难照片。

1999年12月，“中国人权”拟发起一个“母亲运动”以声援六四难属。经与丁子霖商量，决定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死难者母亲”之简称“天安门母亲”作为上述母亲运动之称谓。

2000年11月14日，于巴西圣保罗召开的世界民主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民主勇气奖”授予“中国天安门母亲运动”。这是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第一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在国际上获奖。

2001年5月27日，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第一次以“天安门母亲”的名义发表《天安门母亲的话》。她们说：“在以往的十二个年头里，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但是，我们终于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在这份申明自己的理念和诉求的宣言书上，有112位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签了名。

2002年8月，“亚洲反失踪联盟”正式吸收“天安门母亲”群体为该联盟成员。

2003年3月3日，115位六四难属和伤残者致函“两会”，要求与会者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2004年3月28日，当局在北京和无锡两地分别羁押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一手制造了所谓“文化衫事件”。张先玲和黄金平被“刑事拘留”，丁子霖被“监视居住”。当局的目的是要折腾和抹黑“天安门母亲”群体，搅黄她们预定在清明节那天举行的集体追思祭奠仪式。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抗议和同声谴责下，当局于3月31日和4月2日先后释放了黄金平、张先玲和丁子霖。2004年5月16日下午，约40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在张先玲家里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仪式。祭奠灵堂上挂出了天安门母亲为纪念六四15周年而提出的口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十六个字是她们今后努力的目标，也是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的呼吁。

2004年5月30日，天安门母亲以中、英两种文本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呼吁同胞们“一起来推动时代的变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观者，更不要做旧制度的维护者。”

2005年1月17日，天安门母亲发表“痛悼赵紫阳先生”一文。文章说：“这十五年来，我们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我们这些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天安门母亲，与赵紫阳先生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而他所遭受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唯有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完成他生前未竟之事业，才能告慰赵先生在天之灵。”

2005年5月，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丁子霖在“卷首语”中说：我决定出这本书，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想法，那就是：在已经过去的十五年漫长岁月里，在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之为“天安门母亲”的受难者群体，她们改变了中国母亲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改变了“天安门”这个词语在人们心目中的象征性涵义。出版这本书，就是想让人们知道她们是怎样从血泊和泪水中站起来的，又是怎样带着沉重的镣铐艰难地迈开脚步向着几乎没有尽头的路走去的。

2006年5月30日，天安门母亲为纪念六四17周年发表了“我们的信念与主张”一文。文章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进行了历史的回顾，表述了这个群体在十多年的艰苦抗争中所形成的基本共识，重申了这个群体所坚持的四条原则和主张。文章最后指出：作为十七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已持续了十七年，但我们始终怀有一种诚信和诚意，以一种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脚，更不要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2007年2月24日，天安门母亲发表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政府解除六四禁区，公开六四真相。天安门母亲在信中呼吁：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说出真相；所有大屠杀的决策者、执行者、知情者公开真相；所有大屠杀的涉案者说清楚犯罪真相。而作为公开真相的第一步，天安门母亲要求执政当局解除对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和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查禁，允许六四大屠杀的涉案者李鹏出版他写的《关键时刻》（又称“六四日记”）。

2008年5月，《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在发刊词中，天安门母亲说：

“今年年初，当难友们就筹建网站一事作出决议时，大家都异常兴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群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母亲、父亲、妻子、丈夫，居然有了一个能够敞开心扉的地方，一个能够让世人倾听她们呼声的地方，一个能够让她们的足迹留下印记的地方。这不啻是一个历史的创举，也是一份迟到的幸运。

“我们的儿女已经离开我们十九个年头了，但我们还活着，尽管活得仍然很艰难；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为死者寻求正义、为生者争取权利的抗争就不会停止。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开通，正是这一抗争的延续。”

2008年12月，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徐珏等天安门母亲在《零八宪章》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9年3月，为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推出“六四难属二十年的心路历程”专题，至今已刊出六四难属撰写的15篇文稿。那篇篇文稿 “渗透着血泪，那是沾着心口流淌出来的血写就的。任凭是谁——只要是人性尚存者，读来都会唏嘘不已。然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冷酷的现实；也是以往已血铸而成的历史。这是谁也迴避不了的。

“今天，揭开这段历史的伤疤，让人们去直面这伤疤，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的后代不再遭受六四那样的劫难，也让为人父母者、为人妻者不再承受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

“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将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也能真正享受到对生命之敬畏与尊重。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六四英烈才能含笑于九泉。”

3.天安门母亲群体现状

20年来，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群体，从苦难和伤痛中相互抚慰、相互支撑地走了过来；20年来，她们从愚昧、麻木和怨天尤人中逐步觉醒和站立起来；20年来，她们在布满荆棘和陷阱的路途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地坚毅前行……现在，天安门母亲群体已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尊严和诉求的群体，已是一个与历史同步见证屠杀、寻求正义的群体，已是一个勇于说出真相、大胆行使无权者权力的群体，已是一个摒弃了睚眦相报的敌视与仇恨，摒弃了以暴易暴的极端与偏狭的群体。

现在，天安门母亲所坚持的五条诉求是：

（一）六四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决非政府所说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因此，当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并给予重新评价。

（二）据迄今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在那场大屠杀中遇难、失踪、受伤的学生、市民及其他人员，都是那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名誉应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维护，死难者、失踪者亲属及伤残者有权就整个流血惨案以及每一个个案向事件责任者提起诉讼；政府当局必须就那次血腥屠杀事件向受害人和受害亲属赔礼道歉，依法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赔偿。

（三）为杜绝六四那样的大屠杀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应通过公开、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来化解仇恨，达成朝野之间乃至全民族的和解。

（四）为从根本上改变至今仍遗留在国人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应在公开、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过程中，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吸纳合乎世界潮流的现代文明准则及普世价值，以达成国人精神文化价值之重建。

（五）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应该诅咒的，但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一种持久的勇气和理性，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敢于“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亟盼国人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而生活在真实之中。

现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正在继续为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而斗争。这些基本权利是：

（1）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死难亲人。

（2）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

（3）通讯自由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监控和窃听。

（4）海内外的人道救助款不受阻截和扣压；已被冻结的必须悉数发还。

（5）六四伤残者在就业、公共参与和社会待遇上不受政治歧视。

四、六四良心犯

六四屠杀后的大抓捕及随之展开的“司法审判”和“劳教处罚”，制造了大量的六四受害者——被判刑、被劳教的成千上万的六四良心犯。

1、当局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1989年6月15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在6月6日沪宁铁路光新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放火焚烧列车、肆意破坏交通工具和交通设备的罪犯”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六四大屠杀之后当局制造的第一批六四良心犯。

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王连禧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名是 “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八名被告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王连禧被改判无期徒刑外，其余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这是六四大屠杀后的第二批六四良心犯。

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审判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即要各级法院加快审判节奏，大力制造和惩处六四良心犯。

6月22日，湖南4.22事件参与者被判刑，其中湖南消防器材总厂工人李卫红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余26人被分别判处1至15年有期徒刑。

到6月30日，辽宁省已将103名“打砸抢动乱分子”处以“劳动教养”。

在六四屠杀后的全国性大抓捕中，北京市被抓的“反革命暴徒和动乱分子”最多；之后，被判刑和被劳教的人也最多。北京市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六四良心犯有10人，他们是：董盛坤、张茂盛、孙宏、郗浩梁、朱更生、李玉君、朱文义、苗德顺、姜亚群、王稼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2人，他们是：余志坚、王连禧、杨璞、孙传恒、张福坤、高亮、宋凯、王谳、高鸿卫、武春啟、赵锁然、常景强、常永杰、张国栋、张宝群、张群、张燕生、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李志新、冯立生；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6人，他们是：喻东岳、鲁德成、李红旗、张宝生、刘建文、杜建文、赵庆、李延华、苏刚、彭兴国、李长占、龚传昌、陈阳、刘旭、刘振庭、刘长青、邓万宝、马连喜、杨玉甫、蒋生、李福全、赵玉水、卢金生、高振河、郝富春、王长洪。

据不完全统计，到1994年春天，北京市各监狱中还在服刑的六四良心犯有314人，已出狱的六四良心犯为298人（详见附件三）。

在湖南省，岳阳市轴承厂工人胡敏被判无期徒刑，岳阳市3517厂工人郭云桥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邵阳人李旺阳、长沙人张京生被判13年，益阳人刘建安被判10年，溆浦人张善光被判7年（详见附件四）。

在陕西省，时任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的李贵仁被判8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生马洪良被判4年，西北大学学生连党敏被判3年，西北大学哲学系学生薛焰、西安政法大学学生田丰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浙江省，马德良被判13年，张伟平被判9年，毛国良被判7年，仙居县液压件厂青年工人杨忠信被判5年，赵万敏、杨忠信、施明军、杨泽敏、陈刚被判5年，陈龙德被判3年，王东海、吴高兴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贵州省，陈勇被判15年，贵州电视台播音员冯刚被判5年，陈西被判3年，杜和平、王顺林被判3年，张新佩被判2年（详见附件五）。

在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硕士生陈兰涛、当年21岁已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杰被判18年，青岛人陈延忠被判17年，青岛邮电局助理工程师张宵旭被判 15年，孙维邦、张士斌、张本先、李海云被判12年，郝劲光被判11年，李楠、王衍辉、窦建刚、孟庆秦、王建、牛胜昌被判 10年（详见附件五）。

在四川省，成都人姜建、冉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广安人雷凤云被判12年，南江人蒲勇被判10年，达县师范专科学院教师侯多蜀被判8年，重庆人许万平被判8年，西南师大物理系学生覃礼尚被判4年，诗人廖亦武被判4年，时任中国农业银行广元支行副行长的佘万宝被判4年（详见附件五）。

在东三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唐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分别被判20年、8年、5年、5年，沈阳人魏寿忠被判13年，大连市工人肖斌、吉林市工人迟寿柱被判10年，辽宁铁岭市农民徐佰泉被判8年，丹东市工人田晓明被判7年（详见附件五）。

…………

1989年12月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在北京反革命暴乱中残杀共和国卫士李国瑞烈士的凶手”孟多、周继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自1991年1月起被陆续判刑。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郑旭光、北京语言学院学生张前进、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姚军岭、北京经济学院毕业生戴炽义获刑2年。北京经贸大学学生孔险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生马少方、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李克洲、北京大学硕士生王有才、清华大学学生张铭获刑3年。北京经济学院学生翟伟民获刑3年半。人民日报记者吴学灿、北京大学硕士生郭海峰、北京大学学生王丹获刑4年。原38军军长徐勤先、包遵信获刑5年。刘刚获刑 6年。北京皮革厂工人王建生、任畹町获刑7年。鲍彤获刑7年。王军涛、陈子明获刑13年。

2、出狱后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走出监狱、劳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一部分始终坚守自己所信奉的价值理念，他们和站立起来的天安门母亲一样，大胆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拒绝谎言，说出真相，呼唤良知，寻求正义，在不断地冲击言禁、报禁和党禁中，在维护自身权益和捍卫他人权益中，在不时遭受当局之打压和迫害中，艰难抗争，坚毅前行。

下面列出的，是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这样的六四人士。

毛国良：浙江安吉人，生于1959年，大学文化，原安吉四中化学教师，1989 年被抓前系浙江教育学院应届毕业生。从1989年6月2日到12日，毛国良先后撰写《掀巨浪》、《祭魂曲》、《孩子，你站起来吧！》等诗词7首，在浙江教育学院和杭州大学张贴，表达了一个教师应有的道德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同时编辑、复印有关北京屠城的宣传材料，在学生中分发，并张贴到武林门、延安路、解放路、六公园、大会堂等公共场所。6月6日，在浙江教育学院公开张贴《退党声明》，表明了自己的觉醒。为此，6月18日即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开庭那天，在杭州大会堂的法庭上，面对人头济济的听众，法官煞有介事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毛国良大义凛然：“我姓爱，名叫‘爱国罪’！”杭州法院以“罪恶重大，应依法严惩”为由，判处毛国良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在狱中，不管是狱方实行恐怖高压政策，还是采取怀柔政策，毛国良都是坚持抗争的难友的领头人。从1990年到被释放的1993年连续四年，每年的六四国殇日，狱中的毛国良都坚持以绝食的方式哀悼六四死难同胞。1990年底，浙江当局派人到第四监狱找毛国良谈话，要其表态认罪，答应给予改判，被毛国良断然拒绝。1993年9月，毛国良终因浙江当局的相对宽松政策被减刑释放。

出狱以后，毛国良和陈龙德、王东海、吴高兴等一些难友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为重新评价六四，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奋斗不懈。由于在高压的政治气候下不愿沉默，不愿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诉求，曾经八次被浙江各地方当局敲掉打工的饭碗，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四出谋生的日子。现在，毛国良妻子和女儿在老家安吉县城，自己则远在云南教书打工，天各一方，有家归不得，有女见不到。

陈龙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运的主要组织者和决策人。家住杭州市小营巷孝友里9号502室，生于1958年，初中毕业后下过乡，当过三年兵，原浙江铝制品厂工人。陈龙德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依靠自学熟悉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尤其熟悉辛亥革命史，具有浓厚的现代政治意识和民主思想。八九民运期间，因书写和散发传单而被判刑3年，在第四监狱服刑期间，与其他难友坚持狱中抗争，属于绝食、悼念六四英魂等活动的核心力量。

出狱以后，陈龙德积极联络刘念春、张林等外地朋友，发动省内朋友参加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活动，以后又与王东海、王有才、傅国涌等一起组织省内朋友聚会，多次发表联名信，要求中共当局改变六四定性、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浙江民主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决策人，因而多次遭到拘押，但始终不屈不饶。1996 年，中共当局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击，在全国万马齐喑、明知发起异议活动肯定要坐牢的情况下，陈龙德与王东海一起，于六四 7周年前夕毅然发表了包括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傅权、赵万敏在内的7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提出无条件释放魏京生、陈子明、王丹、刘念春、张林、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重新评价六四和八九民运，召开圆桌会议，广泛开展与社会各界的对话，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等五项建议，被浙江公安当局处以劳动教养3年。劳教期间，陈龙德因不堪狱警唐京宝等人的毒打，从三楼跳窗自杀，折断了右腿股骨，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只能拄着两根拐杖走路。

陈龙德今年已51岁，但依旧孑然一身，仅靠八十多岁老父母的退休金活着。1999年出狱后，许良英先生曾几次托人带钱慰抚，但他刚强自尊，一直不愿接受朋友的帮助，更拒绝为他呼援。2005年间，张林、杨天水和邓焕武都曾经先后去看望过他，但给钱全都被谢绝。2008 年2月，黄河清、盛雪等海外人士决定对陈龙德实行定期的人道主义援助，也同样被谢绝了。

王东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和领衔人，民主党成员。杭州人，生于1946年，高中学历，原杭州市文澜商场经理。王东海 1979年民主墙时期就参加了浙江的民主运动，主编民刊《浙江潮》。八九民运中，王东海在杭州积极投入；六四屠杀后，他制作了“向我开枪”、“死为鬼雄” 的横幅，举行讲演和游行，被判刑2年。在第四监狱中，积极参加绝食、营救难友、悼念六四英灵等活动。出狱以后，与陈龙德等一起发动和组织浙江的异议活动，在各种公开信和呼吁书上领衔签名，因而多次遭到抓捕关押，成为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运动中最著名的异议人士，1995年获得方冠青基金会人权奖。 1996年，因与陈龙德共同发起7人致人大常委会公开信而被处以劳教3年（监外执行）。1998 年7月，又与王友才等发起民主党的组党活动。

吴高兴：浙江临海人，生于1947年，大学文化，原台州供销学校讲师、政治教研室主任。六四惨案发生以后，在当地与其他朋友一起，多次发动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而未果。6月7日，遂与本校另一名语文教师在校内张贴海报，举行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陈六四屠城罪行，并带领全校师生上街游行静坐，终于打破了台州府城可耻的沉默，从而被台州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在狱中，坚定地与其他难友一起展开悼念六四英魂、绝食抗议殴打难友等反迫害争人权活动。出狱以后，1990年代中期积极投身浙江民主运动，把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等难友介绍给前辈许良英先生，赴杭会晤刘念春和张林，拜会前辈林牧先生，支持和参加陈龙德、王东海、傅国涌等发起的各项签名活动，并因此经常被关押和抄家，其中最长达一个月。受迫害20年来，拖儿带女历经坎坷，踏过黄包车，到民办中学教过书，当过论文枪手。最近几年，以自由写作为业，立志研究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人与人权》等刊物上发表《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多篇研究论文。现在已过退休年龄，仅靠微薄的稿费糊口还要经常受到当局的打压，但仍然不改初衷，为研究中国民主进程而读书不止，笔耕不息。

叶文相：浙江兰溪人，生于1963年，大专文化，原兰溪市农业银行会计。六四惨案发生以后，叶文相与他人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之音》宣读了一份抗议北京屠杀的文章。随后被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半。在狱中，叶文相坚持了一个良心犯应有的人格尊严，因而遭狱警殴打和侮辱；依靠自己的坚贞不屈和其他难友不屈不饶的绝食抗议，终于讨回了公道。出狱以后，积极参与陈龙德和王东海等发起的各项签名运动，因而成为当局严密监控的对象。现在贵州一家煤矿打工当会计。

赵万敏：浙江临海人，生于1967年，宁波纺织学校毕业，原椒江染织厂技术人员。六四惨案发生以后，赵万敏抑制不住心中的义愤，在街头张贴抗议北京屠杀的大字报，被台州当局重判5年。在狱中，不怕威胁，不为利诱所动，与其他难友一起坚持抗争，表现了一个良心犯的正直品格。出狱以后，积极参与聚会和各项异议活动，并因而多次被关押。现在杭州打工。

黄志道：浙江衢州常山人，生于1965年，八九民运时期为浙江师范大学英语系应届毕业生，已经考取山东大学欧美文学硕士研究生。六四惨案发生后，因发动抗议活动而被金华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在狱中，黄志道因其杰出的翻译和文学才华深得狱方赏识，但却并不因此抛弃良知，在难友叶文相遭受狱警殴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明朗，坚定地与其他难友站在一起，坚持绝食抗议。出狱以后，谢绝了母校的工作安排，只身南下深圳，依靠自己的努力创办了达信雅翻译公司，现任该公司总经理。

李贵仁：1989年时任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因组织悬挂大幅标语、组织游行示威和罢工抗议，及给赵紫阳总书记发了三封电报要求赵见学生，要求罢免李鹏、杨尚昆等，被开除公职，并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8年；1994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校对文稿为生；后因冠心病、脑梗等病情加重，无法从事校对工作，靠夫人的退休金生活，但他从未改变信念和心志。

付升：西安导航研究所干部，积极投身八九民运，六四后被劳教2年。解教后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因而长期受当局迫害，经常被警方跟踪，电话打不通，多次被传唤或找去“谈话”，并曾被抄家、绑架。单位里的工作被“调整”，两级工资未涨，。

陈西：男，1954年2月出生，1989年坐牢前在贵阳市金筑大学工作，政工干部。因在八九民运中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和成立“贵阳爱国民主联合会”，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5年5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提出要敢为人先、贵州的民主运动要走在全国的前面，并要求重评六四而被捕。1996年3月，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贵阳监狱服刑期间，多次被狱方唆使刑事犯毒打昏死，但从未屈服。

2005年5月坐满10年牢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法治活动，与贵州自由民主异议人士一起举办了贵州多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

廖双元：男，1953年4月28日出生，1989年被劳教前在贵阳市轴承厂公安处工作。在八九民运中，廖双元不仅多次组织召开“贵阳沙龙联谊会”会务会议，支持、声援学潮，自己也上街游行、沿街散发传单并演讲。1989年5月底，他与夫人吴玉琴、曾宁前往北京声援学生和市民的抗争。1989年6月 13日被抓，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劳教3年，在劳教所内曾被毒打成重伤。

1995年5月，因参与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组建而以“反革命罪”再获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99年5月出狱后，继续投身自由民主事业，长年受到当局的打压和迫害。

张善光：1955年生，湖南省溆浦县城关镇人。

1989年春夏之交，张善光高度关注以北京为中心的学潮与国民请愿活动。6月4日前，他多次致电北京高自联表示声援。6月3日夜，向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发出抗议电，强烈谴责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并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国务院是人民的政府。6月5号，撰写、打印“血的真像”传单，内容是控诉镇压北京学生和市民，在县城的学校、街道、车站四处散发。6月16号被捕。同年9月，湖南省怀化地区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张善光出狱后，继续从事人权民主活动。1998年7月22日，张善光在溆浦被捕。法院秘密开庭，以张善光犯有“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张善光在赤山监狱服刑期间，警方曾派人对他说，只要他象征性地认罪，或象征性地表示出来后不再从事民运活动，就可以提前两年让他回家，但被他断然拒绝。

2008年7月21日，监狱一大早就派车送他回家，让驱车前往迎接的长沙朋友扑了个空。张善光刚刚到家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他，他态度明朗、思维严密地一一作答，表明这20年中总共16年半的监狱生涯并没有摧垮他这条湖南硬汉子。

谢长发：男，1951年10月7日出生，湖南省望城县坪塘镇人。下乡插过队，后招工进长沙钢厂。1989年时，其职称为助理工程师。当年，谢长发在浏阳搞“社教”（兼任副乡长），六四屠杀后到几个学校讲演，谴责和抗议当局的暴行，被处劳教3年，实际执行2年。1992年，谢长发组织一读书社，被禁。 1998年春，他和潘明栋试图借庆祝朱镕基当选总理的名义发动游行，被拘留。1998 年，谢长发与湖南其他异议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被拘留。此后十年，谢长发一直以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分从事相关活动。2005年，谢长发撰写了《中国民主党宣言》，后又写了《昭告海外同胞书》、《民主问题问答》、《中国民主党之歌》等，修改了浙江版本的《中国民主党党章》。从2002年开始，谢长发每年正月初九固定邀集中国民主党成员或民运人士聚会。他先后到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贵州、四川、重庆、甘肃等地会见朋友，并适时对生活困难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给予资助。2008年6月26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31日检察院以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11月1日公安局再次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2009年4月28日，长沙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谢长发案。

刘贤斌：生于1968年10月2日，四川遂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87 级学生。1989年4月中旬写有《胡公托梦记》和《反思中共历史》两篇大字报，张贴在人大“民主墙”上。六四之后，参与了成都6月5日的抗议活动，之后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和遂宁市公安局的审讯和迫害，并于1991年4月15日被抓捕，关押在秦城监狱。1992年12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于1993年10月14日出狱。出狱之后，寻找和联系各地民运人士，推动民运力量的发展。1995年因参与《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公开信的签名而被抄家及关押数日。1996年组织四川、重庆的民运人士进行公开抗争，多次起草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王丹、刘晓波等人，并因此多次受到遂宁市公安局的传唤、抄家、关押。1998年10月与佘万宝、黄晓敏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并于10月15日到四川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同时组建了“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1999年1月先后到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和北京等地商讨民运事宜，后于1月23日在北京被抓，关押一个月后转至四川遂宁，又被拘留半个月。1999年7月1日起被遂宁市公安局监视居住，7月7日被刑事拘留，8月6日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9月3日转至四川省大竹县川东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获三次减刑，于2008年11月6日出狱。第二次出狱之后，刘贤斌依然不改信念，继续投身于民运事业。2008年11月20日与陈卫等人一起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并于12月上旬签署《零八宪章》。

李必丰：四川绵阳人，八九民运中担任成都青年自治会主席，组织参与成都的抗议游行活动，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关押于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积极参与民运活动，多次参加公开签名活动。1998年，因关注绵阳工人罢工事件，被当局以其它理由抓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关押于雅安监狱。出狱后经商为生，2008年12月参加了《零八宪章》的签名。

廖亦武：1958年出生于重庆涪陵，成都著名诗人和民间艺人。六四事件后，因刻制揭露当局暴行的光盘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关押于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继续发出不同声音，多次参与公开签名，并主办了《知识分子》等地下刊物，宣传自由民主思想。著有《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最后的地主》、《地震疯人院》等。2008年12月参加了《零八宪章》的签名。

许万平：重庆人，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关押于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积极从事民运活动，1998年被当局劳动教养3年，关押于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2003年，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又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现关押于重庆江北监狱。

佘万宝：四川广元人，八九民运发生时担任广元农业银行副行长。因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并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关押于四川省第三监狱。出狱后仍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多次参与公开签名。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是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成员之一，并参与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和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的工作，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 年，现被关押在四川省川东监狱。

姜福祯：山东青岛人，1956年4月25日出生。1989年投身八九民主运动，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重判有期徒刑8年。出狱后，先后以摆书摊、开书店谋生。从1989年开始，在《民主论坛》、《*》、《北京之春》等网络刊物上发表文章；在要求释放王有才、车宏年、牟传珩、燕鹏等人的公开信上签名；撰写文章为任自元呼吁。

1998年9月，姜福祯在要求注册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的申请书上签了名。1999年5月15日，姜福祯和申贵军、张铭山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求重评六四，释放一切在押政治犯。

3、出狱后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走出监狱、劳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相当一部分长期陷于生存的困境：他们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险。他们当中，服完长刑、走出监狱的六四“暴徒”们的生活，尤为困苦。

张茂盛：1968年6月28日出生，原永定路一家机械公司工人。1989年6月 4日晨，在马甸桥附近参与焚烧了一辆军车，于6月21日被抓。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关押17年多后，于2006年9月13日获释，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出狱时已38岁的他，找工作特别困难，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当然就更别提享受基本医疗保险了。自己没有居室，只能和父母挤在一起。

董盛坤：1960年12月16日生人，原北京某印刷厂工人。1989年6月10日被捕，1989年8月4日以“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先后在北京市监狱、北京市第二监狱、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6年9月5日刑满获释，出狱后还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

董盛坤于狱中与妻子离异，孩子由女方抚养。出狱后和母亲共同生活，母亲是退休工人，每月养老金1300元，患有脑血栓、高血压等疾病，大部分养老金用于看病。董盛坤出狱后，由于年龄大、技能低，就业艰难，有过几次就业经历，但都以失败告终。

王连禧：1955年9月25日生人，原北京西城区环卫工人，有一定的智障。 1989年6月6日被捕，1989年6月17日一审以“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二审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并被保外就医。同年8月被收监服刑，先后在北京市监狱、北京市第二监狱、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7年8月1日刑满释放，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王连禧于狱中时，父母相继过世，妻子与他离异；位于松柏胡同3号的原住房拆迁时，由于王连禧还在服刑，拆迁方并未给其安置新房。王连禧出狱后无家可归，曾寄居在西城区司法所和抄手胡同43号一间小平房里，生活十分艰难。自2008年10月10日起，王连禧在西城区平安医院栖息。

孙宏：1971年1月14日生人，原北京荧光灯厂工人。1989年6月3日夜目睹屠杀惨状后，孙宏在其家附近的劲松东口参与拦截戒严部队军车，于6 月11日被抓。1990年6月以“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入狱后，监狱将大多数10年以上长刑的六四人员单独羁押于北京市第二监狱12中队，并强制每日干16小时的活。孙宏为此于1993年10月以生命相抗争，被关进了禁闭室。到1995年8月8日，才被改为有期徒刑18年6个月。2007年 7月7日获释，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

进监狱前，孙宏与外祖父住在朝阳区农光里起重宿舍2排2号；1996年住房拆迁时，拆迁方以孙宏正在服刑为由，拒不分给住房。孙宏出狱后曾想找回应有住房，可是事隔10年，当时的拆迁公司、经办人乃至街道、派出所有关人员都不知去向，为此孙宏找过小区物业管理、朝阳区房管局，但都答复“不知道”。目前，孙宏与父母及妹妹一家6口人，挤在一处不足40平米的小两居室内。

由于刚18岁就进了监狱，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经验和技能，获释后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而且多年的监狱生活使孙宏身患高血压、颈椎病、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孙宏的父亲患病多年，每月的退休金大多用在了看病、吃药上，孙宏的母亲也患有脑动脉硬化，妹妹则刚下岗不久。现在孙宏每月领取400元低保费，其余全靠亲属救济，生活异常艰难。

孙传恒：1970年1月7日生人，原北京市地质仪器厂工人。1989年6月4日，与柴军、张国栋等人在新华门前拦截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1989年6月7日被抓，1990年8月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

孙传恒入狱后，面对监狱的种种黑暗，多次与狱警发生公开冲突并被关进禁闭室。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间，被剥夺了每月与父母的见面探视权，甚至在1997年患腹腔结核病住院期间，也未曾见上父母一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间，孙传恒除无期徒刑改有期徒刑外，没有减过一天刑。2006 年2月获释，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出狱后，孙传恒不愿拖累年近70且身体多病的父母，一人独自在外闯生活；但是，别人一听说他刚从监狱出来都不愿意用。于是他自己卖冷饮、雨具，但因多种原因均未赚钱。现在孙传恒借住在北京郊区的亲戚家中，节衣缩食，勉强度日。

赵锁然：1962年4月11日出生，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原首钢电工。1989 年6月4日，他在八角村附近和愤怒的民众一起砸了一辆装甲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刑满释放。赵锁然在狱中呆了近18年，落下了腰腿疼病，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现每月领取低保费390元，主要靠父亲的退休金维持起码的生活。

李志新：1956年10月14日生人，家住北京市东城区黄寺附近。1989年6 月4日，在学院路上和不少民众怒烧军车，被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6月3日出狱。父亲1997年去世时没让见面；母亲已73岁，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在里边没时没点地干活，把身体累坏了，关节炎，腰痛，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出来岁数大了，找工作也没人要，也没有特长，现在住在家里。后来问哥哥、姐姐借了点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通过朋友介绍曾到一家速递公司送快递，不久就丢了工作。出来后一直在申请低保，现在终于得到解决，每月410 元。

张燕生：1967年11月9日出生，1989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 ”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获释。在看守所里曾多次遭到无故毒打、体罚和辱骂，狱中劳动加班加点不让睡觉，致使身体健康出现很大问题。出狱后长期找不到工作，靠母亲退休金维持生活。现在一家公司送货，有些收入，但公司不为他交“三险”，因此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多次和政府官员交涉都没有结果。

武春启：1952年5月4日出生。1988年父母双亲因病去世。1989年6月 4日，在永定门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军车，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武春启在看守所和监狱中备受折磨，导致多种疾病缠身。2008年 12月出狱后，无法找到工作，申请低保至今未被批下来。目前靠每月400元的困难补助艰难度日。

邵凌才：山东济南人，1962年出生。1989年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4年。邵凌才原为济南市机床一厂职工学校教师，判刑后被开除公职。现双目几近失明，领有殘疾证，从事按摩理疗为生。妻子已内退，儿子在读大学，全家生活甚为艰难。

4、至今仍在北京地区狱中的六四良心犯

六四事件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在北京的监狱中，仍然关押着八位六四良心犯，他们是：

朱更生：1964年生人。1989年6月3日深夜，被军队屠杀民众的暴行激起满腔义愤的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和其他市民一起围住了一辆装甲指挥车。他用棉被盖在指挥车上点燃，里面的军官给熏了出来，一溜烟跑掉了。1989年六四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更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更生在北京市看守所内关押死刑犯的号中，戴上脚镣、手铐度过了不得安眠的700多天。1991年秋，最高人民法院经死刑复核程序，改判朱更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993年，朱更生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199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经数次减刑后，尚有余刑1年多，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

朱更生年迈的母亲住在小西天大女儿家中；朱更生出狱后也将在大姐家栖身。

李玉君：现年40多岁。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附近和不少市民一起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3年，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199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经减刑后，尚有余刑3年，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

常景强：1969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当年20岁的他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人民医院门口与武警发生冲突，他用砖头砸伤一武警，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目前常景强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第5分监区，今年6月上旬将获释。

姜亚群：1936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附近参与怒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1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1993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姜亚群无任何亲属，因此从未有人去监狱探视过他。他患有癫痫病，因此不干活，也因而得不到减刑。目前他被关押在北京市延庆监狱，尚有余刑4年。

苗德顺：1963年生人，家住五路居西郊木材厂宿舍。1989年6月4日，他在五孔桥附近和民众一起怒烧戒严部队军车。1989年8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92年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于苗德顺从不认罪，直到1997年才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苗德顺在狱中从不写思想汇报，不干活，因此经常被狱警用警棍电击。

目前苗德顺在北京市延庆监狱服刑。由于从未被减过刑，因此尚有余刑8年。

石学之：1939年出生，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二拨子村人。1989年6月4日，他在学院路北京航空学院东门口一带，和许多市民一起焚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1991年夏天，石学之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准备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中塞了不少纸条，上面用中、英文写了“向美国人民致敬！”、“向自由女神致敬！”、“这是劳改产品！”、“二监关押了许多六四‘暴徒’！”等。后因狱外质检部门将部分手套退回时，石学之已不在原来车间干活，导致他写的纸条被发现。狱方为此极度恼怒，将石学之关了三个月禁闭；期间经常将他提回第7分监区，并公然违反相关规定，用警棍电击他的口腔、舌头、腋下和阴部，以法外惩处肆意加害石学之。

目前石学之在北京市延庆监狱服刑，尚有余刑1年多。

杨璞：1960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陶然亭公园附近，他和不少市民一起怒烧军车，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1994年，由于双腿患骨结核病，从北京市第二监狱转往天津茶淀劳改农场病号队。之后，再转到北京市延庆监狱。

宋凯：男50岁出头，“六四”后因“反革命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4日在人民医院门口，张宝生（当年15岁，判刑10）、常景强、宋凯等许多北京市民截获一辆军用救护车，大家从车上把一个当兵（王玉文，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拽了下来，遭到众殴，宋凯将一个水桶扣在王玉文的头上，理由是怕把当兵的打坏了。宋凯被捕后在丰盛派出所内被几十名戒严部队暴打，后腰被打坏了，留下终身残疾，走路时往前探着走。92年时家里曾花钱为其保外，但没能成功。宋凯捕前住在西城区砖塔胡同，捕后不久离异。宋凯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98年转到延庆监狱。目前宋凯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1至 2年。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中国的六四受害者除了六四死难者、伤残者、死难者和重殘者家属、被判刑和劳教的六四良心犯外，还包括许许多多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他们被收容审查、监视居住、软禁在家、开除学籍、党籍和公职、受到其它党纪和行政处分、失去原工作岗位及不得不流亡海外等等。

六四大屠杀之后，当局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抓捕、关押了大量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和反抗六四屠杀暴行的人。当时，北京市各区、县看守所人满为患，演员陈佩斯也被关押过，关在“炮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在秦城监狱，当局收审了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其中有：列入全国通缉名单的周锋锁、熊焱和熊玮、北师大讲师刘晓波、中国新闻社记者高瑜、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棋生、剧作家王培公、北京理工学院大一学生陈卫等。

在广州，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85级本科生陈卫（女），中山大学哲学系86级本科生于世文被收审长达一年半；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生王连平被收审半年；中山医科大学85级本科生张宇、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余厚强也被收审过。

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赵常青被收审5个多月；西安交大机械系硕士生梅林被收审11个月；西安交大建筑系硕士生林强被收审6个月；《人口报》记者高军生、西安市第91中学教师郑保和、陕西省政府经贸委干部韩锐被收审数月；陕西机械学院机械系学生汤致平被收审半年。

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肖雪慧被收审近2年，四川社科院汪成忠被收审近2年，四川大学学生王林建、韩燕明、吴卫东被收审1年，遂宁人欧阳懿被收审3个月。

…………

六四后，原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被开除党籍，并被“监视居住”1年半，地点是北京郊区一武警部队大院。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监视居住”，地点居然是秦城监狱。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软禁于富强胡同6号家中。

翻译家杨宪益被开除党籍。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许良英被开除党籍。原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调华南师范大学。诗人邵燕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原共青团中央常委、中直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被撤销职务。北大国际政治系青年教师陈育国失去教职。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浦志强获团内警告处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杜宪和薛飞失去原工作岗位。原湖北省十堰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陆中明被开除党籍，留校察看。……

而方励之、严家其、陈一谘、万润南、苏晓康、远志明、吾尔开希、王超华、张伯笠、柴玲、封从德、项小吉、郑义、李录、刘俊国等一批民运的重要参与者，则被迫流亡海外。

六、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问世60周年前夕，303位中国公民联署发布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指出：

“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 ‘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的确，六四受害者正是一党专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其全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个制度有几个从根本上区别于现代民主制度本质特征，那就是：

1、实施言禁、报禁和党禁

中国的《刑法》第105条第二款等条款，是专门用来搞以言治罪的，也就是说，是用来实施和维持言禁的；而这个制度不允许同人办报，是谓报禁；这个制度用《刑法》第105条第一款禁止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乃谓党禁。

2、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

孟德斯鸠早就指出：握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为了遏制这一倾向，必须用权力制衡权力，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中国的所有权力，都由政治局里的同一拨人所掌控，是谓三权合一。

3、国家元首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通过普选产生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大胆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言禁；凡是大胆行使出版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报禁；凡是大胆行使结社自由权的人，难免会触犯党禁。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赞成、倡扬三权分立的人，难免为执政者所不容。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凡是主张全民大选的人，难免为“元首”和“人民代表”所厌恶。

一句话，凡是敢于冲击言禁、报禁、党禁，敢于公开呼唤宪政民主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状况之改变

在六四这个案子没有翻过来之前，在造成六四惨案的制度没有改变之前，要改变六四受害者的生存状态，需要：

1、六四受害者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

如果我们认为六四屠刀下的死难者约为2600人是可信的，那么，迄今为止还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死难者家属公开发出了伸冤和抗争的声音。而数以万计的六四伤残者中，也只有为数很少的人站了出来。六四后被判刑、被劳教的良心犯，一直未能公开进行抗争的，也大有人在。而六四后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保持沉默、忍气吞声的当不在少数。

我们认为，改变缺乏尊严的生存状态，首先需要六四受害者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成长。有了这一条，就可以逐步做到：

（1）从含冤忍辱中走出来，行使说真话的权利，公开说出受害真相，找回或提升做人的尊严。

（2）形成和平理性抗争、像天安门母亲那样的六四受害者群体。

（3）既维护自身权利，又捍卫他人权利，关注、帮助其他政治受害者，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五七受害者，六四后因冲击言禁、报禁、党禁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及受到各种宗教迫害的群体等；关注、帮助其他受到制度性侵害的群体，如因暗箱转制、强制拆迁、强迫“征地”、刑讯逼供、任意羁押而造成的受害者群体。

2、其他民众对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声援和帮助

这既是宝贵的，也是可行的。例如：六四死难者的同学、朋友、同事提供或公布死难者线索；六四屠杀的目击者、六四后参与救治死伤者的医务人员等，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六四禁区，说出事件真相；给六四难属、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提供人道帮助等等。20年来，已有不少人这么做了。我们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去做 ——2009年5月6日，80多位华人基督徒发表关于六四20周年的历史性宣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而每年六四之夜，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闪烁摇曳的万千烛光，则是对死者至贞的祭奠和缅怀，也是对生者至诚的关爱和慰藉。

3、国际社会对六四受害者的关注、声援和帮助

中国六四受害者是20世纪一场特大人权灾难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声援和帮助，将会有力地鼓舞他们捍卫自己的人权、改变自己的命运。来自国际社会的关心和奥援包括两部分。一是来自民间，二是来自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主国家政府。

在民间方面，如果能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群体，那会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中国六四受害者的有力声援。对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民主国家政府来说，坚持适时对中国六四受害者的人权状况公开发出关注的声音，并与六四受害者建立直接接触和联系的渠道，应当成为可取的选项。

结语

鉴于当局所设置的六四禁区，本报告所汇集的六四受害者资料是远不完备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六四受害者说出真相、见证迫害，希望更多的知晓相关情况的国人拒绝遗忘、重建记忆；在事实和真相的基础上，才会有公道和正义，六四这个案子才会被翻过来。

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九泉之下的六四英灵不答应，其他六四受害者不答应，这个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不答应；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人类良知、社会公义不答应；六四这个案子不翻过来，列祖列宗、天道天理不答应。

为了使六四那样的杀戮在中华大地上不再重演，为了使六四那样的人权灾难在中华大地上不再重现，六四这个案子是一定要翻过来的。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的案子翻过来了。我们相信，依靠六四受害者和其他政治受害者的努力，依靠一切受到制度性不公正伤害的民众的努力，依靠其他有良知、有识见的海内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六四这个案子是一定会翻过来的。

参考资料：

丁子霖：《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4.

丁子霖、蒋培坤：《生者与死者》。香港：中国人权，2000.

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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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纽约：明镜出版社，2000.

陈小雅：《沉重的回首》。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

雷音：《杨宪益传》。北京：自费印刷，2004.

王丹、王超华、江棋生等：《六四亲历者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

于浩成：《风雨鸡鸣》。香港：晨钟书局，2007.

303位中国公民：零八宪章，2008年12月9日。

天安门母亲网站：www.tiananmenmother.org

部分六四人士和六四“暴徒”提供的第一手材料。